蔣介石先生也許永遠無法想象自己苦心制訂的“反攻大陸計劃”會以這種方式來實現－－他的曾孫蔣友柏今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名為“常橙”的設計公司。

 

這是蔣友柏在台北的公司�埵V《南方人物週刊》透露的。

 

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就能看到蔣介石的曾孫出現在上海的時尚圈中。這個說法會讓蔣友柏感到相當不舒服，他堅信：“今天做為一個後代，如果還要用前輩幫你種的樹來納，你就沒資格姓這個姓。”

 

懸崖上的貴族

 

12年前，他曾經陪同病重的父親蔣孝勇回浙江奉化老家祭祖，這是他截至今天唯一一次踏上對岸的土地，儘管他的曾祖父在這片土地上曾統治了漫長的歲月。

 

歷史總是充滿了各種吊詭，蔣友柏常說“人在人情在”。在他的成長歲月中，當然有祖蔭可蒙，可也有從天上降落凡間、從權力高峰墜入人生低谷的失落感。

 

1975年，蔣介石先生去世。第二年，他出生。直到12歲匆忙離台之前，所有人對他的曾祖父只有一個稱呼－－蔣公。

 

剛去加拿大蒙特利爾讀書時，因為語言不通，蔣友柏無法打入“主流團體”。第二年，班上來了一個大陸的同學，兩個人立刻成為朋友。然而沒過多久，他的朋友就跑過來說奉父親指示和你蔣友柏斷交，因為你是“蔣匪”、“蔣賊”的後代。

 

往事與現實的對比總是讓人唏噓不止，當年的朋友、部屬都可能會背叛你，而曾經不共戴天的敵人今天也可能會把酒言歡。曾經身處最高峰的蔣友柏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體會到了人世間的無奈－－

 

“2001年我回到台灣到現在，除了那些一看就知道是屬於那種‘我無法與他溝通的人’之外，我再也沒有聽過有人稱我曾祖父為‘蔣公’；就連那一些當年靠高喊‘蔣總統萬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通關密語而升官佔位，後來轉型當媒體政論名嘴的愛國愛黨中堅分子，大部分的時候，我聽到他們稱呼我曾祖父與祖父的名號也隻是‘老蔣’與‘小蔣’。‘經國先生’這個稱呼偶爾有出現過，但‘蔣公’我是真的沒再聽過了。但是，自從部落格(博客)開張以來，來自中國大陸的網友，在他們的留言�堳o幾乎都尊稱我曾祖父為‘蔣公’，而且還稱他為中國近代史與毛澤東一樣偉大的‘偉人’；所以當我20年後再次聽到‘蔣公’這個稱呼，是來自一群當年曾喊他為‘蔣匪’、‘蔣賊’的人的後代嘴�堮氶A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這個世界瘋了，還是這個世界想讓我發瘋。”

 

蔣友柏也有讓人發瘋的時候，他直言“兩蔣也有做錯的時候”、“連戰輸不起”、“陳水扁‘總統’應該被樹立塑像”……

 

他有很多綠色的朋友，藍營的人甚至會罵他要好好學習“四維八德”，要對得起祖宗。母親因為他批評連戰而請辭國民黨中常委。

 

在此之前，在並不情願的情況下他踏入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在他母親的強烈要求下，他以“生意人”身份開講選舉策略。

 

針對國民黨提出的“他，馬的，就是愛台灣”文宣，蔣友柏評價是“點子不錯，手法很差”，他有三十幾個可以讓國民黨“品牌”翻轉的策略，“但你們要出錢來買我的創意”。

 

他還曾與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聊過，可以提供20種勝選的文宣方案，比“三?一九”槍擊案還要逼真，且更正面，但一樣要出價才可以。

 

他坦言，藍營的人看他是綠色的人，綠營因為他的身份，認定他是藍的，但他隻是一個生意人，不論哪一黨執政，對他而言都是一樣。

 

畢竟，除了他是蔣氏後人以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家設計公司的負責人。

 

他的“橙果”公司的用戶包括了SONY、INTEL、GIANT自行車、F1雷諾賽車、別克汽車……

 

在外人看來，他擁有顯赫的家世、不錯的身家，從事著最為時尚的工作，而且還有著英俊到令人窒息的外表。

 

在綜藝節目《康熙來了》�堙A小S驚呼：“真是個天殺的大帥哥，可惜已經結婚了。”

 

在台灣很有少人像他這樣，既能在新聞版看到，又能在娛樂版出現。

 

所擁有的一切對他來說是財富，也是包袱。他的二伯蔣孝武說過：“做得好，外界說是應該的，甚至歸於先人餘蔭；做不好，則指責交加，甚至扣上有辱先人的帽子。”

 

對於蔣友柏而言，“17歲時就學會等待已知又無法改變的結果發生，18歲時接受了人生中沒有對錯，只有不同的觀點”。

 

他在追求人生懸崖學－－“在崖上，有最清的風；在崖邊，有最透的景；在崖下，有粉身碎骨的失敗。學會擁抱前方與上方的美景，一邊接受下方的現實，就能體會懸崖學。”

 

抹不去的蔣氏血脈

 

“我的成長過程，整個的就是一個虛晃的夢，或者你也可以說是一個海市蜃樓，小時候我真的就像擁有一個阿拉丁神燈似的，心想事必成，要什麼有什麼，所有我擁有的東西都是大精靈送來給我的；我所有的遭遇以及我走過的路，都好像是事先被安排好的。直到有一天（從台灣飛到蒙特利爾的那一天），有人把我手上那個神燈拿走，大精靈不再出現，我好像一下子被丟到一個看不到邊界的沙漠�堙A什麼東西一下子都不見了。”

 

他的父親蔣孝勇是蔣經國先生三子，也是最受蔣介石和宋美齡寵愛的孫子。也許是看透了政治的爾虞我詐，也許是遵循父親“蔣家人不能再碰政治”的遺言，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蔣孝勇立即攜妻帶子遠赴加拿大蒙特利爾定居，隨後為了子女的教育，一家人又遷移到美國三藩市。

 

從雲端驟然墜落人間的感覺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體驗到的，但不論是在蒙特利爾還是在三藩市，蔣友柏都能感覺到身份大變後的窘迫－－

 

“在這裡（三藩市）我認識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他平常很低調，但家�堳D常‘富有’，零用錢超級多，住的房子超大，而且買房子的錢是用現金一次付清；後來從其他來自中國的朋友那邊知道，他是‘高幹子弟’；有一度，我真的好羨慕他，一樣是‘高幹子弟’，怎麼我這個來自台灣的‘高幹子弟’和那個來自中國的‘高幹子弟’差別那麼大。我已經好久沒有去美國了，但最近有一個朋友從洛杉磯來，跟他聊天時，他談到在洛杉磯地區Arcadia, San Marino這兩個最高級的住宅區，幾乎有一半的新買主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而且都是現金交易，一次付清；而我之前從在Montreal的觀察與經驗�埵酗@種認知，大陸出來的中國人都比較窮；後來在三藩市看到的，和現在聽到的，把我原先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完全打破，真正口袋有大筆現金的，原來都是中國出來的所謂‘官商子弟’。”

 

在紐約大學讀書時，他和弟弟友常會經常去曼哈頓上東街看望曾祖母宋美齡，一個中國近現代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

 

在友柏眼�堙A曾祖母就是那個始終穿戴得非常整齊，令人尊敬的女性。在她晚年的時候，他們兄弟會用國語、英語、上海話、寧波話來和他交流。宋美齡甚至會指導這位帥氣的曾孫如何來追女孩子。

 

她還會看蔣友柏硬著頭皮交上來的英文作業，給他改上無數的紅叉叉。

蔣友柏的英文名字Demos就是宋美齡給取的，語出希臘文，意思是“人民”。

 

每年到宋美齡生日，一家人都會到紐約去祝壽。那時宋美齡已步入晚年，友柏已長成一米八幾的青年，但見到曾祖母還是一把抱住。在一旁的母親蔣方智怡連忙制止，她怕兒子無意間太用力會傷著宋美齡，畢竟宋已是年近百歲。

 

但宋美齡卻笑著叫到：“沒關係，抱緊點才好，越緊越好。”

 

更早時候，他還記得與蔣經國先生一起吃午飯的時光：每周四中午，是友柏、友常兄弟見爺爺的family day。

 

隻是外界難以想象的是，蔣家人的家庭聚餐會帶有強烈的軍事化色彩：一、大人沒動筷子之前，不能先動筷子；二、吃飯的時候，不能講話；三、在餐桌吃飯時，手肘不能放在桌面；四、一定要把自己碗�堛熊磍a吃完；五、用完餐，要把空碗放在盤子上，離開餐桌要得到允許，說我吃好了；六、等大人說可以之後，才能在說完大家慢用後離開。

 

蔣孝勇是這麼要求兒子的，他的父親蔣經國也是這麼要求他的，而蔣介石也是如此要求兒子蔣經國的。

 

這種嚴格的家教散落在生活的點點滴滴中，采訪完後，他會很客氣地回覆一封郵件，開頭即是Dear Sir（尊敬的先生）。

 

在眾人眼中嚴厲卻又親民的蔣經國，在蔣友柏看來並沒有什麼神秘的，那個老人就是他的家人。

 

有著這樣的人生體驗，要讓他抹去“蔣”這個符號帶給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

 

2003年7月，台北中山醫院大門口擠滿了SNG車，記者們準備做連線報道，這一天蔣友柏當父親了，他的女兒出生。

 

他始終襬脫不了外界對他的關注，就因為他姓“蔣”。

 

另類的台灣政治觀察者

 

蔣家兩代長期執政台灣，不論功過，也和台灣當下政治人物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連戰是蔣友柏大伯蔣孝文的“伴讀”；他的堂姐蔣友梅結婚時，代表女方家長的就是連戰；不論是蔣友柏生女孩還是出書，連戰都親自站台；每逢蔣經國的忌日，馬英九都會去墳前長跪哀思，馬的紅包也是蔣方良生前惟一肯接受的……

 

甚至令宋楚瑜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落敗最重要的“興票案”（編者按：1999年12月9日，已逐漸露出台獨面目的李登輝拋出“興票案”，全力清剿宋楚瑜。受該事件影響，原先民調顯示一直處於上風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宋楚瑜選情急轉直下，“清廉形象”崩塌，最終以微弱劣勢敗北），都是因為蔣家－－國民黨專門批出一筆錢來照顧蔣家後人。

 

蔣友柏卻似乎無視這些交往，他的表態是－－我不藍不綠，為什麼“蔣”這個姓就一定要被歸到藍營；假如可以這樣歸類，那是不是姓“朱”的，還要堅持反清覆明；而姓“鄭”的可以堅持說台灣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台灣國，而是東寧王國。

 

2004年，他幫助無黨籍立委候選人吳祥輝設計競選產品，而吳素以台獨色彩和批蔣言論著稱。

 

蔣友柏的解釋是：“他想用設計來提升選舉文化，這個概念立即吸引了我！”在他看來這隻是生意上的合作，無關站台。

 

但是他也要向媽媽解釋：我沒有借用“蔣”這個姓來接生意，同樣也不會因為這個姓而去推掉生意。

 

有一次他與一位堅定的台獨信仰者聊天，對方和他說：“友柏，“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60年了，時間也已經撫平了大部分的傷痕，對於那個事件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而言，也都已經慢慢能夠接受了，還欠缺的隻是一個誠心的道歉，假如你能做那件事情當然對他們的情緒會很有幫助；但是假如你真的要做什麼事去彌補你曾祖父所犯的錯的話，最需要你幫忙的是那一批跟著你曾祖父避難到台灣，回不了家，在台灣孤身一人沒有結婚也沒有後代的那一些老兵們。”並介紹他去看一個相關的網站。

 

看著當年追隨自己先輩來台的老兵的悽慘故事，蔣友柏在電腦前“一直待到第二天的早上”，陪伴他的是“淚水”。

 

他追問：“這是歷史的悲劇，就像上帝創造一顆他自己都搬不動的石頭一樣，我那五星上將的曾祖父在那個歷史當口也無能為力，我作為後代除了表達一絲歉意，我又能做什麼？我曾祖父把他們從大陸帶到台灣，答應他們‘反攻大陸’，但是我曾祖父與祖父相繼過世之後，這個‘回家’的夢也隻能用‘開放返鄉探親’來彌補，而喚不回的是這一群人花在‘空等待’上的青春；如今，他們的靈魂飄不回去他們的原鄉，又感覺到被這塊‘新故鄉’的土地排斥而無法落土為安，那一個一個的孤單的靈魂還繼續飄浮在台灣的上空。我曾祖父、祖父的‘暫厝’，好像是他們自己事先就安排好的，這樣他們兩個才能在台灣的半空中陪伴他們，一起飄浮。”

 

在加拿大讀書時，老師教歷史不像台灣那樣會灌輸很多意識形態的東西，而是要讓學生在一個大歷史的角度去想問題，比如，“美國南北戰爭中，如果南軍穫勝，那今天美國經濟會是什麼樣子？”

 

今天的蔣友柏看台灣政治經常會有“宏論”面世，很多藍營的死忠支援者會罵他把一切都當成生意來做，隻是一個“小生意人”。

 

他也會去“義賣‘國’旗”，但因為那是母親讓他那樣去做而已。

 

回顧“兩蔣”歷史，他有著和別人不一樣的痛苦而清醒的視角－－

 

“除非你把自己的心給鎖死，否則就算是你把眼睛遮起來、耳朵掩起來，在這個Web 2.0的時代，你不主動去尋找這些資訊，這些資訊也會在你無意識中映入你的眼簾；假如你對“二二八”事件在經過那麼多人的研究後，還有存疑，那就先不談“二二八”；但就已經被公開了的那麼多的我曾祖父親筆批示的‘死刑可也’的檔案；還有一個與我們族群無關的外國人，夏威夷大學R.J. Rummel教授寫的‘Death By Government’�堛漕漸�20世紀全世界十大政府殺人的資料�堙A我曾祖父於1921年到1948年所帶領的國民政府總共殺害約1000萬中國人，排名第四；你當然可以說這個統計數字不公正、不準確，那就算打一折，也有100萬；你當然也可以說那是那個時代的背景因素，有它不得不然的原因（我自己個人也深深地相信這個論點）；但是當時的政府就是殺了那麼多人，雖然殺人並不是我曾祖父親手扣的扳機，但畢竟他在當時代表的是那個執行的政府。”

 

“在我祖父執政時代�堛�1984年，發生在美國的江南案，一個美籍華人因為他寫了一本《蔣經國傳》而在自家車庫被暗殺，他的遺孀崔蓉芝在美國控告我們‘政府’；當時的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也因為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而被我‘國’的司法單位依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前一陣子才開放給民眾參觀的‘台灣人權景美園區’，我從新聞報導�堬M楚地看到‘汪希苓牢房特區’不但有套房、會客室與書房，甚至還有廚房，據說他的家人還可以隨時前往與他同住。假如汪希苓當時的這個暗殺行為完全與國民黨政府無關，那為什麼他在監獄�堨i以享受這個特權？而當時的‘政府’為什麼又要給崔蓉芝145萬美元人道補償金以求在美國法庭上的和解？除了這個江南案，幾乎就在同一段時間，還發生了尚未偵破的陳文成命案與林宅血案，還有讓日後的辯護律師群上台主政的轟動一時的美麗島事件。”

 

當先輩漸漸開始褪去“神”的外衣，蔣友柏對歷史也給出了自己的判斷－－

 

“你以為我知道這些事情後很高興嗎？當我看這些資料的時候，做為一個後代子孫，我心中也是充滿著不願意面對事實的否認與直覺上的排斥；當我看過這些事實的報導，逐漸地在自己心中做出‘兩蔣也有做錯事’這個結論時，這已經狠狠地推翻了我從小被教導的根深蒂固的價值；從自己在心中做出這樣的結論，到能夠坦然地與他人談論這樣的話題，這中間，我花了很長的一段‘內心掙扎與困擾的歲月’。事實就是在那�堙A一味地否認並不會就使這些事件從歷史記錄�堮囓╮C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態正面地面對這些歷史事實，並儘量做出補償；即使我個人因為無能為力而隻能以口頭方式錶達來自隔代的歉意。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自己也一直在找，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明確告訴我，我祖父在他晚年為何會做出一連串‘解禁’的決策（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如果他真的是‘獨裁’，為什麼會在最後放棄‘權威獨裁’的舞臺？卻做了一連串的動作，並直接與間接地促成了今天台灣民主制度的可能。

 

“我隻是很單純地覺得兩蔣是人而不是神，隻要是‘人’，就會犯錯；我們不需要用‘一代偉人、民族救星’這樣的‘神格化’贊詞去神化他們；我作為一個他們的後代子孫也懇求曾經受過傷害的人，沒有必要再用‘獨裁殺人魔王’這樣的詞去宣洩對他們的恨意。他們跟你我一樣，都隻是凡人，隻要把他們繼續留在神壇上，就會傷害一批當時的受難者後代的心；另一方面，隻要去對他們做鞭屍（即使隻是言語上的），那也會對一批當時效忠他們的人及其後代帶來心痛的感覺；這充滿矛盾，但這卻就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歷史事實。”

 

他甚至會說“50年後，我們的子孫很可能會為這位被現在的部分民眾批評為貪腐的‘總統’蓋一個民主紀念碑”。因為陳水扁是“歷史上華人世界�堬臚@個沒有辦法保護家人免於被訴的‘國家’在位領導人”。

 

當然在他看來，綠營也不是什麼好角色。國民黨固然存在黨產問題，民進黨又何嚐不是呢－－民進黨的黨產卻是那取之不完、用之不盡的無形的“人民對專制戒嚴時代的恐懼”，和他們“衝撞威權體制後得到的一張沒有填上數字和日期的支票”。“國民黨的黨產要不追討回來的話，永遠也洗刷不掉黑金的陰影。而假如我們不把民進黨的這張支票，拿回來充公或撕掉的話，那我們將永遠生活在每逢選舉就嘶聲吶喊的無奈與恐懼中。”

 

開設計公司的蔣友柏把營銷理念也引入到了對台灣政治的批評當中－－“我最近幾年的觀察，民進黨與國民黨不習慣也不懂得用正面的方式來操作競選策略，每次到了選舉，這兩個黨用的都是負面的策略；他們沒辦法帶給選民“hope”（希望），卻很會操作“fear”（恐懼）；綠營總是不斷地提醒民眾以前國民黨時代做的一些錯事，國民黨政權如何在中國大陸戰敗、如何在台灣實施獨裁統治、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一連串抗爭、犧牲追求民主的歷史過程，不斷地重複向選民提醒那一段歲月，勾起他們不愉快的回憶，再把這一段不愉快的回憶跟國民黨畫上等號。而藍營的選舉策略也是一樣，不斷地提醒他們的選民，說什麼民進黨選贏了就會“去蔣”、“去中國化”、把外省人趕走、把軍方眷村和公務員的福利取消……，兩黨全部都是操作“fear”的策略來恐嚇選民把票投給他們。”

 

紈子弟的早年

 

1996年，父親去世。在陪護父親的最後時刻�堙A蔣友柏發現學校已經不能滿足自己，他中斷了在紐約大學的學業，開始了自己闖天下。

 

如果蔣孝勇不是在48歲的年紀就英年早逝，蔣友柏的人生“應該”是另外的一種風景：他“應該”去父親的公司實習、上班，父親“應該”會介紹很多人和他認識，“應該”會有很多人找他來談未來的計劃。

 

這一切都在1996年戛然而止，蔣友柏當然會有很多很厲害的關係，而他也一直在說“人在人情在”。

 

他可以去從政、去做傳統的生意，“蔣”這個招牌是可以打的。

 

但他選擇了設計業，他說：“我沒法選擇我的身世背景，但我可以先斷了所有可利用的資源。”

 

這讓外界都大為吃驚，也讓人們注意到這個外表英俊的蔣氏後人。

 

當年他也曾是紈子弟。19歲時在紐約做房地產生意賺得第一筆160萬美元的佣金然後他努力靠做期貨賺錢，可也揮霍無度。

 

中學同學來看他，豪爽的他直接拍出來回機票接同學，帶著兄弟們去吃米其林推薦（米其林是歷史悠久的專門評點餐飲行業的法國權威鑒定機構，其出版的專供選擇餐廳的指南，即《米其林紅色寶典》被美食家奉為至寶）的法國大餐，隻要覺得紅酒不錯，來個五六瓶是非常正常的。

 

一次和朋友約在紐約最熱門的酒吧Chaos見面，朋友先到卻無法進去，蔣友柏到了以後和門口保鏢握握手就帶著朋友們進去了。

 

這個時候他對母親說：“No news is good news！”（沒事情發生就是好事）

 

為什麼還要回台灣呢？他給的第一個解釋是這裡才有挑戰，看一看已經“換了天地”的台灣會如何對待他這個另類蔣氏後人。再有就是碰到了老婆。

 

接觸蔣友柏，會發現他是一個彬彬有禮有教養的人，可這樣一副外表卻掩蓋著一顆叛逆的心。

 

初回台灣，他不去做駕輕就熟的投資銀行，而是和老婆（當時的女朋友）跑到西門町去過一個月兩萬新台幣的日子。

 

他說：“我把自己降到最低，看看可不可以活，倘若可以活，我再試著爬到最高規格，然後看看在這之間會不會找到方向。”

 

在西門町的8個月，蔣友柏有兩個感悟：一是可以看到自己到底擁有什麼，二是要有“本事”，也就是說要有好的本錢才能做事。

 

我是下午兩點鐘下班的商人

 

他看台灣人喜歡穿名牌，連一件T恤都要名牌，其實這是一種無聊的想法。一般人會想“穿什麼樣的衣服才能代表自己”，而蔣友柏認為“當你在意外表時，穿什麼都沒用”。

 

創業之初，蔣友柏兄弟的“橙果”就吸引了台灣人眼球－－蔣氏兄弟“不從政從商”、做的又是流行的“設計”，又加上當時有一個國際級的設計大師Michael Young加入，這樣的多國籍鐵三角的組合，儼然使得“橙果”一成立就好像是一個國際級的設計公司，其實這家公司註冊資本才500萬新台幣。

 

媒體的誇耀加上Michael Young的臉面和經驗，公司在前半年很是風光，無論什麼公司，蔣友柏的一個電話就可以讓“具有決策權的高層”談設計、談合作、談合約，而且也真的簽下一些著名公司的設計合約。但是，光簽了合約，卻交不出用戶認為有價值的成果，是拿不到真金白銀的。

 

蔣友柏開始頭大，因為他開始夾在“付錢的用戶”和偉大的“藝術設計指導”之間－－ “付錢的用戶”在沒有辦法交工的時候會狠狠地K他，他永遠是那一個得去面對用戶抱怨的人；而另一方面，回到公司後，得到的答案永遠是“用戶不懂所以才要我們的設計服務”，公司提出的設計概念又永遠是一套“紐約”式的、一套“倫敦”式的，這兩個城市又永遠互爭“設計”與“藝術”的詮釋權。

 

“更糟糕的是，這兩套歐美式的設計，永遠沒有辦法在‘台灣式’的工廠�堙A順利地把產品設計從圖樣轉化到模具再轉化到大量生產，這樣的結果就是永遠都收不到用戶的付款費用。”

 

在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後，蔣友柏開始采取主動，把整個公司的經營主導權重新拿回：既然認清理想用戶隻是不可多求的好夢，為了公司的生存，那就什麼樣的用戶都接。“美”、“藝術”、“得設計大獎”不是標準，“用戶的穫利”以及“能讓用戶的品牌與產品增加附加價值和提升賣相”，才是衡量設計投資報酬率的唯一檢驗標準。

 

外表的風光並不能掩飾公司內部營運的失敗。在很長的時間�堙A公司的財務完全不能平衡。

 

蔣友柏的手下拿著財務報表建議必須開掉Michael Young這位設計大佬，這讓蔣友柏立刻抓狂。公司創辦時，他連續打了6個月的國際長途電話，才從英國請來這位大師。

 

揮淚斬Michael之後的2006年底，手下又很嚴肅地來說必須大幅地砍掉一半的員工人數，否則公司剩下的營運資金撐不了3個月，假如再加上農曆過年的年終獎金的話，橙果已經是瀕臨倒閉了。

 

從50人直接砍到22人，提出裁員方案的人都把自己列入應當被裁的名單當中。蔣友柏經歷了經商以來最大的危機。他暴怒，大發脾氣，曾經的朋友兼手下被他罵得狗血噴頭，但是冷靜下來他不得不采納了對方的建議－－裁員、不發年終獎。

 

如何讓公司襬脫困境，蔣友柏想了很多辦法，最後不得不想到要“走合併這條路”。但正在和對方談判價格的過程中，奇跡出現了。2007年公司找到了前進的方向，而且業績大幅提升，一舉走出困境。

 

現在的蔣友柏要求手下不單要有好的創意，更要有理性的數字觀念。他手下的設計人才中4成是有MBA背景的。

 

他要求公司的設計不隻是要有天馬行空的創意，更要有幫用戶賺錢的執行力，於是他接單之前要先看用戶的財報，從報表上知道公司的穫利情況、用戶結構和經營方向，然後再決定如何應對。

 

大學時學金融的他甚至在公司�堻苭艉F一套timesheet system（工時系統），能精確算出哪個產品在哪一分鐘賺錢或賠錢，為什麼賺或賠。

 

台灣知名財經作家張殿文對蔣友柏有著近距離的觀察，他說：“過去5年我曾經采訪過台灣科技界的領導者，張忠謀的縝密、曹與城的謀略、郭台銘的霸氣、許文龍的柔軟度、施振榮的遠見，皆非蔣友柏所能及，但以他30年經歷的人生落差，對環境變動的理解、歷史循環的定見、商業邏輯的判斷，一出手就是一個產業可以力圖跳躍的方向，這是最令我興奮之處。”

 

本刊對他的采訪約在中午，當指針指向下午兩點時，蔣友柏站起身，“抱歉，各位，我要下班回家看小孩了。”

 

1976年出生的他娶了一個曾出演偶像劇的模特老婆，年紀輕輕就已經是兒女雙全，曾經媾女無數的蔣友柏現在很乖地兩點下班收工回家。

 

隻是，他會早上6點上班，而且晚上等妻兒上床後，他還會打開電腦進行投資銀行業務。

 

他帶兒子去過中正紀念堂（現台灣民主紀念館），卻笑稱是帶兒子去喂鴿子（廣場有大量鴿子）。他也常買一杯咖啡，到中正紀念堂台階坐下，“有時坐兩三個小時去想祖先當年的故事”。

 

他說：“我不喜歡人家稱我是‘蔣家第四代’，我喜歡當我自己的‘蔣家第一代’。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寧願拋棄那‘第四代’殘留的政治貴族利益，從零開始去開創屬於我自己的新天地。”

 

攝影師在給他拍照的時候，我向他求證了一個細節，有媒體說現在台灣的兩蔣公仔是他設計的。

 

嘻嘻哈哈的蔣友柏突然間嚴肅起來：“他們是我的先人，我怎麼可能這樣做！”

 

這一刻，我們相信，蔣氏的血液不隻在他身體流動。

 

  

帥到殺死人的蔣友柏身上有著1/4 俄國血統，他的俄羅斯祖母蔣方良與祖父蔣經國在蘇聯相識、相愛。此外，蔣友柏的太太是一位模特，還演過偶像劇　圖/本報記者大食

 

 

1994年，蔣友柏、蔣友常到紐約探視曾祖母蔣宋美齡

 

 

1980年代，蔣經國晚年時所攝。前排是爺爺、嬭嬭和孫子、孫女，後方是蔣孝武（中） 、蔣孝勇（右）和孝勇的妻子方智怡（左）, 右一男孩為蔣友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