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前，中國人階層身份的穫得是先賦性的 ：工人、貧下中農、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著明顯不同的社會地位。而且，頻繁的政治運動使得社會流動處於失序的狀態之中。正如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中所言，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政治運動連綿不絕，經濟劇烈變動，社會政策多變。這樣的制度、政策和社會結構變動，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社會流動，個人、家庭乃至某個社會階層的社會地位的穫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們自己掌握，而是由當時的制度、政策的變化來決定。

 

1977年作為恢復大學聯考的第一個年頭，顯然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一年冬天，全國有570萬考生走進了被關閉十多年的大學聯考考場，迎來改變自身命運的重要時刻。而從整個社會結構來看，恢復大學聯考這一舉措，使得原本幾乎完全凝固的社會階層重新穫得分化與流動的生機。儘管，事實上絕大多數人並不能夠擠過那道剛剛連接上的獨木橋。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開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變革。對大多數人來說，覺察游戲規則變化時間的先後、手中資源佔有的多少，以及他們改變自己命運的決心與能力，逐漸成為了塑造他們生活品質的根本因素。隨著政治從社會生活緩慢抽離，個人得以成為自身命運的主人。

 

粗略說來，我們可以大致將這30年改變命運的重大機會羅列如下：

 

大學聯考－－1977年是中國才子們的狂歡年，大學聯考的大門重新開放，這仍是中國人改變命運的最重要路徑。以2008年大學聯考的錄取率為例， 最高的省份達 76.8%，即使是最低的省份，也有33%。這和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別。

 

倒爺－－1979年後，國家實行原材料價格改革，形成了所謂價格“雙軌制”。“雙軌制”是“倒爺”階層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中俄邊境貿易的開放，造就了“國際倒爺”。 當年一句流行的諺語是“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倒爺”雖被人詬病，但在客觀上融化了計劃經濟的堅冰。

 

打工潮－－1984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規定“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20多年嚴苛的城鄉隔絕體制終於有所鬆動。此後幾年間，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鄉鎮轉移。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沿海地區的開放，農民湧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打工潮呈波瀾壯闊之勢。最新的《經濟學人》雜誌預測，中國剩餘勞動力10年內不會枯竭。

 

裁軍－－新中國建立後，歷經十次裁軍，其中1985年的百萬裁軍最為引人注目。

 

炒股－－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從此股民成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在不同的時期上演各自的悲喜劇。

 

下海－－同樣是受南巡講話的影響，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

 

留學－－ 上世紀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中國海歸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領域做出了貢獻。到了1990年代後期，當代海歸在創業方面開始發揮突出作用。

 

新經濟－－新經濟時代，一批網路新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崛起，與之前“92派”不同，他們的企業與政商幾乎毫無瓜葛。

 

海選－－當李宇春成為超女冠軍時，她不經意間完成了中國人命運改變的民主轉型，儘管在某種程度上這隻是一種商業的幻象。

 

隨著社會轉型的推進，改變個人命運的機會表現出波浪狀的演進態勢，每隔若幹年就有一個改變，總體趨勢也在與體制逐步拉開距離。然而，改革所開啟的向上流動的命運之門，是否還會越開越大，或在一個階段的階層關係調整之後，因為既定利益階層的阻擾，因為改革的乏力，而再度趨於封閉？當應屆大學畢業生在各個求職會上不斷消耗自己的青春熱情，卻隻能穫得微不足道的薪水時，或者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再有那麼確切的答案。所以，回望30年的社會流動，我們時而歡欣，時而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