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既是開始的一代，也是試驗的一代。讓我們把他們的思想進步看成是一個轉捩點，過去是烏有之鄉，而未來則腳踏實地
企業家的思想價值
現在，我們將要陳述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而是有思想能力的企業家，我們設計了一個稍微有些別致的名詞：企業思想家。這意味著我們打算越過那些耀眼的財富數字，去體會企業家內心深處的風景，以及企業家內心風景之外更為開闊的思想史風景。
這當然是一項艱難的工作。讀懂一名企業家的財富故事本就一頭霧水，現在還要嘗試進入他們的思想世界，則更屬不易，何況，我們還打算在思想史的高度去閱讀企業家，這幾乎是一種學院性的深度研究了。
那麼多企業家陳列在面前，他們的思想價值在哪裏？
我們所了解的柳傳志、任正非、張瑞敏、李東生，他們都起步於國有體制，都試圖將自己管理的企業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產權為主體的現代企業，也似乎都有著不錯的政府背景，他們的市場遍及全球。他們管理的企業顯然與徹底壟斷的國有企業不同，他們的方法是自由競爭性質的，他們涉足的領域也屬於非壟斷行業。但他們與純粹意義上的私人企業有所不同，至少在企業的股權意義上，這些年他們一直在小心謹慎地碎步前進，他們生怕自己動作過大，將多年的積累喪失殆盡。
我們所了解的任志強、王石，他們在有些時候甚至不太像一名職業企業家，任志強有時候像一名學者，思考著他熱愛的市場問題和法治問題，王石則像一名行為藝術家，他的興趣似乎在高山峻嶺之間，在綿延的沙漠之中。有時候我們真的覺得任志強應該去做一名不錯的體制內經濟學家或法學家，王石應該去成為一名NGO的領袖。
我們所了解的魯冠球，他顯然得益於浙江人精於商業的傳統，他自己奉為經驗的原則，竟然是從來不與政府爭奪利益，政府做的他堅決不做。正是這種饒有趣味的差異化戰略，讓魯冠球一路順風順水，成為改革開放30年為數極少的長青型企業家。
我們所了解的陳東升，經濟學博士，董輔礽的高足，統領著泰康人壽、嘉德拍賣和宅急送三家公司，是國內為數極少的學院派企業家。他的工作一半是企業管理，一半則是對經濟、對歷史的深度思考。
我們所了解的田溯寧，激情飛揚的海歸學者，本是在亞信這樣的私人企業裏游刃有餘，卻熱衷於中國國有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他用8年的時間，將自由競爭和國際化企業方法引入中國電信領域，卻不料最終被傳統體制排擠，最後成了網通的局外人。而今天，網通似乎已經消失，田溯寧8年的奮鬥，究竟帶給中國企業什麼樣的意義，的確值得總結。
我們所了解的劉永行，一個真正的私人企業家，但卻擁有眾多紅色冠冕，他是人大代表，又是納稅大戶，這確保他能在關鍵時刻躲過政府調控之手。
而馬雲，這個互聯網上的紅人，真正將中國電子商務引入正途的企業家，本是在一個完全競爭的領域高歌猛進，卻贏得了諸多政府領導對他的青睞，以至於馬雲看上去又紅又藍，就像香港市場上人氣飆升的“紫籌股”。
透過這些企業家案例，我們可以總結，在我們這裡，企業思想家的標準有三：其一，有相對成熟、深邃且行之有效的一套企業運作與企業制度改革的思考；其二，他所在企業有較大的發展規模且發展邏輯清晰；其三，他的企業思考與企業運作符合歷史的方向，並終將在中國的企業史上留下一筆。
中國企業家思想的不確定性
毫無疑問，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必然有屬於他自己的思想體系。按照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種路徑進行觀察，企業家的思想體系應該鎖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爾•蓋茨隻是一名互聯網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隻是一名股票投資大師，而年輕的佩奇和布林，也僅僅隻是網路搜索的發明人。他們都是工具層面的思想者，或者說他們用一種新型的工具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間接拉動了人類思想史的演變。
他們的工作可能不關心價值體系，他們也不太關心制度設計，在一個最不壞的國家制度裏，他們的工具理性思考有了足夠大的制度性保障。但中國的企業家就不一樣了，大多數的企業家會認真思考他擁有哪些看上去不錯的政府資源，而一個製造業的企業家會思考他的產業結構是否與政府利益衝突，一個做網路門戶的企業家會思考他應該在新聞條目裏怎麼繞開那些敏感的資訊。同樣是做網路搜索，中國的企業家會思考設定哪些敏感詞，或者思考怎樣為用戶提供準確、及時的資訊遮蔽服務。政府關係似乎從來就是中國企業家思考的首要主題。
不過，我們也發現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風景：中國的一部分企業家在勞碌的管理之餘，正在進行一些與價值理性有關的思考。比如孫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間不太大的企業裏，獨自實現他的憲政夢想；比如陳東升，他會用一種非常學理性的語言，對中國百年改革開放歷史進行理性思辨；而在相當多的中國企業中，企業家們更熱衷於把某種主流意識形態當成他們經營管理的工具，企業家的思想總是與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有關。
這就是西方企業家和中國企業家之間的差別！如果說西方企業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創新，那麼中國企業家最核心的工作，則是應對不確定性。
這種有一些經濟學意味的分析讓我們豁然開朗。所謂不確定性，我們可以劃分為市場的不確定性、政策的不確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則可以劃分為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體制的創新。我們看見太多的中國企業家在種種不確定性的陷阱中打滾。我們總是忙於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忙於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則隻是忙於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忙於技術的、商業的創新。
可以肯定地認為，在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企業家大量的精力都在應對體制政策的不確定性，都在從事制度的思考和創新。
事實上，一個時代的企業思想家，他們的主要精力應該放在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上，去研究消費者的偏好，研究市場的變化，研究技術的變化，而絕不是忙於思考官商勾結，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樣回避政策奉獻，又怎樣從政策的空檔中謀求不恰當的利益。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一個具體的企業家，他本不應該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國家制度思考上，無論是專制制度，還是憲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實踐。企業家最大的使命，是讓他管理的企業贏利，是他所推出的產品最終能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國，沒有哪一個企業家能提著自己的頭髮上天。他們必須一手擋住歷史的陰影，一手尋找當下的財富。
此情此景，我們可以責怪政府太大，市場太小，責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場分工浪費了企業家的才華；我們也可以責怪所謂的企業家更多的意義上可能隻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們的建設性價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準上；我們還可以責怪企業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經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舉動，以至於有人戲言，這個時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也像商人。
但這樣的責備顯然不理性。事實上，我們應該越過一些激越的議論，在歷史裏尋找答案，我們相信，無論是學院思想家，還是企業思想家，都必然來自歷史，又將成為歷史。我們每個人都處在某種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之中。
中國企業家思想的源頭
關於中國的企業家思想，我們所能追溯到的第一個歷史源頭，也許應該是清朝的洋務運動。
現在看來，洋務運動在中國經濟史上是一次徹底失敗的企業案例。這個運動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的經濟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堅持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企業制度，以此為基礎來模倣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化模式。
這種方法使得政府壟斷企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員，可以利用其裁判的權力，追求其球員的利益。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
洋務運動的特點不但是官方對大工業的壟斷，也表現為亦官亦商，官商勾結。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與官府搞好關係和得到庇護。大名鼎鼎的李鴻章1872年開辦輪船招商局，1877年開辦開平礦務局，1878年開辦上海機器織佈局，李作為官員是企業的波士，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從私商籌到資本，任命有捐納的官銜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經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權或控制權的企業。這類企業的最大問題就是波士既是制定游戲規則的政府大官，又是參加游戲的主要成員，其雙重地位造成的利益衝突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場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業不能發展起來。官督商辦企業有官僚機構的所有弊病，裙帶風盛行，官員濫用資金，貪污成風。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種政府大面積操縱的企業史裏，我們發現了中國企業家立志介入民主立憲運動的足跡。
侯宜傑的《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是一本專門研究立憲與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家階層成長關係的傑出著作。此書詳盡地記載了清朝末年中國的商人是中國立憲運動最強大的推動力之事實。
在推動立憲過程中，各級商會形成網路，並逐漸學會英國式商會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預備立憲公會等組織中，商人佔明顯優勢。商人們認識到“今日中國之政治現象，則與股份公司之性質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國之下未由發達，故振興實業之關鍵在於透過立憲確立法治，限制政權，保障民權來改良政治環境與政治組織”。
由此，企業家在推動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對新制度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其實行起了關鍵作用。清朝宣佈預備立憲後，企業家在各省諮議局中進一步推動憲政的發展，使諮議局成為獨立於政府的真正議會雛形。全國資政院的議事細則已與現代議會制度類似，首屆資政院提出了速開國會案、彈劾軍機大臣案、赦免國事犯案。它於1911年迫使政府放棄其獨立財權，將財政預算核減掉7790萬兩銀。
在各地的諮議局中，企業家們還提出了他們對外交事務權利的要求，反對支付不經諮議機構同意的各項外國債務。這種發展形同提出了類似歐美的“沒有代議制，就不交稅”的原則。
用於實驗的一代人
歷史真是其來有自！今天的中國企業家顯然與歷史有關，從洋務運動到今天，可能我們的企業家一直在探索之中，或者說一直處在某種試驗狀態。他們之中極少有人能最終成為大器，他們所管理的企業絕大多數將成為過眼雲煙，他們隻不過是我們這個複雜又多難的國家在通向自由經濟的過程中必須的實驗品。
有一個常識需要重複：當我們有意識地違背一些普世性真理，我們就應該做好失敗的準備。或者，當我們在一個落後的整體環境中，有意識地忽視常識，而用更多的力量尋求局部利益，那麼等待我們的很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失敗。
一個現象襬在這裡：在我們的企業家強調環境與戰略要相匹配的時候，我們過多是在思考戰略，卻有意識地忽略了環境。在一個模倣的時代，我們模倣了別人的技術，卻有意識地忽略了別人的制度。
經濟學家沃森提出了“後發劣勢”的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對後來者的詛咒”。沃森認為，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有很多東西可以模倣發達國家，而由於落後國家模倣技術比較容易，模倣制度比較困難，加之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倣。但是，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卻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2002年，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經在天則做過這方面的演講，並成為當時著名的學術事件。由於非學術的原因，這樣有價值的演講並沒有被普羅大眾知道。楊先生曾經援引諾斯和溫格爾的觀點，指出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建立了上面說的這樣一套憲政游戲規則。
比如說專利制度，它沒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還有普通法中規定了自動註冊的制度，也就是保護私人企業剩餘權的制度。這些使得技術發明可以賺錢，從而大大推動了技術商業化發展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才會有工業革命。而當時的法國則明顯不同，老是強調政府的科技獎勵制度，就是由政府來判斷獎勵誰不獎勵誰，這必然阻礙了它的技術的商業化。
楊先生認為，在20世紀前，靠國有企業、專制制度和中央計劃絕不可能實現成功的工業化。但是蘇聯1930年代卻用專制制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透過模倣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這種短期的成功，曾經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評，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它同時也使俄國的憲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礎設施至今沒穩固建立起來。
有意思的是，相當多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似乎並不了解，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透過模倣香港和台灣的勞力密集產品出口導向新工業化模式及大量模倣西方新技術來實現工業化，並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這幾乎成為當時政府最驕傲的政績之一，很多鄉鎮企業相當於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這種極落後的僅僅盯住技術、不著眼於制度建設的企業形式，被很多人讚美成偉大的“制度創新”。
感謝市場規律，那些曾經風光的鄉鎮企業，如今已經所存無幾了，一批企業死亡，另一批企業被改組為民營企業。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企業家的思考總算有了一點微小的進步。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進步，後來那些真正有思想能力的企業家，都是從這裡出發。他們透過自己的思考去推動企業技術發展、規模擴張和制度創新。
讓我們在中國企業發展的頭30年的拐彎處，認真地來梳理這批企業思想家，他們既是開始的一代，也是試驗的一代。讓我們把他們的思想進步看成是一個轉捩點，過去是烏有之鄉，而未來則腳踏實地。中國企業家的思想價值由此凸顯，並將最終成為我們國家歷史裏最為醒目的一部分。
(戰略咨詢專家王志綱先生對本專題中的企業家們進行了點評，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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