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明星，還是學術泡沫

2005年06月09日

學術明星，還是學術泡沫

南方周末　　2005-06-09 14:53:59

鄭岳青在實驗室　（資料圖片）

　　學術明星，還是學術泡沫
　　“鄭岳青現象”昭示現行科研評價弊端
　　
　　□本報駐滬記者　柴會群
　　
　　以學術打假著稱的“新語絲”網站日前披露：近3年來，寧波大學理學院執行院長鄭岳青教授大量發表SCI科研論文，這些論文大都發表在國外一些影響並不大的雜誌，很少有人關注，但憑藉這些論文，鄭岳青成為一名“學術明星”。事件發生後，國內學術界廣泛關注
　　
　　“科技明星”
　　寧波大學理學院執行院長鄭岳青教授的簡歷中，有這樣一串令人炫目的數字：130餘篇論文被《SCI系統》收錄，2001年以第一作者發表、被SCI收錄的論文在化學類論文排序中居全國第一，2001年被SCI文章引用總篇次全國排名第九，1997年－2001年SCI收錄論文在2002年被引用篇數排名全國第三。
　　鄭教授簡歷中的這些“硬指標”，無一例外地都連著“SCI”－－－目前中國學術界最時髦的一個詞。
　　然而，日前新語絲網站上的一篇《天下奇聞：3年發表82篇SCIJournalPaper的鄭岳青教授》的文章，對鄭教授引以為豪的上述成績卻作了完全不同的解讀。
　　這篇署名為“難得憤怒”的文章披露，鄭岳青的文章，其實大都發在國外一些“影響因子”較低的刊物上。比如，僅在一個德國化學刊物上就發表了39篇文章，一期最多發表6篇。這本刊物的“影響因子”僅為0.3，被“難得憤怒”稱作“垃圾刊物”。
　　“難得憤怒”認為，鄭教授發文章的方式，就是透過同一模式給不同的金屬測序，測出一個，便可作為一個成果發表。依靠這個辦法，身兼數職、公務繁忙的鄭教授，可以連續3年內，平均不到兩周就完成一篇論文。
　　“難得憤怒”進一步了解到，每發一篇文章，鄭岳青都可以從學校穫得7000元的獎勵（寧波大學方面對本報記者證實為4000元），而且，很大程度上，憑藉這些SCI論文，從德國留學歸國的鄭岳青成為寧波大學的一名“科技明星”：他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具有一級教授、國家優秀教師、浙江省大專中青年學術帶頭人、省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理學院執行院長等多個頭銜，此外還是寧波大學國家863計劃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有關項目的負責人。
　　“難得憤怒”的真實身份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的一名化學博士。他在透過SCI資料庫檢索論文時，無意中發現了寧波大學鄭岳青的名字。這個名字出現頻率之高讓他很是好奇。因為乍看起來，“這樣的水平，即使到哈佛、耶魯做教授甚至拿諾貝爾化學獎也不成問題”。
　　
　　鄭岳青：“我歷來都反對SCI”
　　“難得憤怒”的文章發表後，立即在網上引起強烈反響。有人作了進一步調查，結果發現，他的論文平均被引用的情況是每篇6次多一點，而“自引”就高達4次，這意味著除了鄭岳青本人以外，僅有少數人注意到他發表的那些文章。如此高的“自引”率，使得鄭岳青簡歷中“被SCI文章引用總篇次全國排名第九”的說法很為人注目。
　　此外還有人揭露，鄭岳青簡歷中自稱是美國某雜誌“評論員”的說法，其實真實的情況是，他不過給那本雜誌審過幾次稿子，而這並不是多麼難的事情，“一些博士研究生也可以做到”。
　　但一個寧波當地的網友稱，他曾親眼看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留學生辦公室給鄭岳青開具的回國介紹信，信中稱“鄭岳青是近年來我國留德學生中的拔尖人才”。
　　面對新語絲網上的批評，當事人鄭岳青教授一直保持沉默。不過，在電話中，鄭岳青對本報記者說，他“非常坦然”地看了網上那些帖子。實際上，他發表的論文比網上說的數字還要多，“我在德國的一些文章還沒有發表”。當然，鄭岳青解釋說，他發表的目的並不是因為SCI，而“主要是為了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我歷來都反對SCI，主張科研界要建立科學的、全面的、客觀的評價體系。”鄭岳青說。
　　至於為什麼有那麼多論文在那麼短時間內發表，鄭岳青說是因為實驗中得出的這些“意想不到的結果，需要及時向同行報告”，“不發表就浪費了，發表了的話就有了知識產權”。
　　關於備受爭議的獎金，鄭岳青稱“絕沒有那麼多”，而且是“大家一起分了”，“按規定我可以一個人全拿”。至於其簡歷中的美國某刊物“評論員”的身份，鄭岳青認為是“翻譯”問題，稱為“審稿人”會更確切一些。
　　
　　“鄭岳青現象”
　　鄭岳青事件發生之後，一系列的網上批評接踵而來，有人斥之為“學術詐騙”，有人稱其“罪大惡極”。不過，在新語絲主持人方舟子看來，鄭岳青一事並不奇怪，“在目前中國學術界並非個別，甚至也不是最惡劣的”。
　　據方舟子透露，去年新語絲曾經揭露過一個比鄭岳青更甚的例子：武漢某學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發表65篇SCI論文，平均不到一周就發表一篇，為2003年度中國被SCI收錄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獎勵1萬元，共計65萬元。而他採用的方法和鄭岳青類似，都是到一些影響因子極低、發論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論文，論文的內容都大同小異，用相同的簡單方法不停地測不同的化合物的晶體結構。
　　“他們發表論文的速度比得上專欄雜文作家。一篇8000元到10000元獎勵，報酬也超過了專欄作家。因此我認為這些人不該叫科學家了，該改叫SCI百萬富翁專業作家。”方舟子稱。
　　而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東北某大學有一對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發表一篇SCI收錄論文，一年收入過百萬元。另有某大專的一位院士，10年來發表SCI論文500篇，是名符其實的“SCI大師”。
　　事實上，自從SCI滲透至科研評價體系以來，國內幾乎所有大專都相應出台了獎勵政策，明文規定每發表一篇SCI論文可拿多少獎金。
　　方舟子認為，上述這種現象是中國學術界盲目追求論文數量、過分看重SCI造成的。這讓一些人鑽了空子，找到了一條成名、發財的捷徑。這種做法其實是對有科學精神的、正直的科學家的侮辱。“我知道有的國外科學家在穫悉中國科學家發表論文即可穫得獎金後，拒絕為來自中國的論文審稿。”方舟子說。
　　大概正因為怪象如此普遍，網上也不乏為鄭岳青喊冤者。比如，有網民認為他不過是多發了幾篇論文，不是“學術剽竊”，所以還是“比較老實的一個人”。
　　而寧波大學校方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鄭岳青的做法“沒有任何不正常”，學校也沒打算就此事調查，更不會給他任何處分。據寧波大學科研處副處長王少青稱，鄭岳青事件在寧波大學早已傳開，但學校職工“非常平靜”。
　　
　　科學界的“幽靈”
　　正在一些“SCI大師”各展神通之際，另一些科研人員則苦不堪言。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學教師晏才宏之死曾經在教育界引起很大轟動－－－因為缺少論文，這位深受學生歡迎的老師至死也僅僅是講師職稱。
　　據悉，國內大多大專和科研機構皆把SCI論文直接與科研人員職稱評定掛鉤。比如，上海交通大學明文規定，申請工科和理科博導者，5篇論文中至少有兩篇為SCI或EI所檢索。
　　此外，按該校規定，攻讀理學博士學位的研究生也有SCI要求，比如至少須以第一作者在SCI檢索的刊物上發表或錄用學術論文一篇，否則沒有學位論文答辯資格。據消息人士透露，今年該校生命科學院15名應屆畢業的博士生中，只有4人拿到了學位，其他人則不得不延期畢業。
　　因為完不成SCI論文要求而不能按期畢業，這近乎成為國內各大專特別是名牌大專的一個普遍現象，而且數量呈越來越多之勢。博士研究生從一入學開始，就背上了沉重的“SCI包袱”。
　　然而SCI隻是對理科生的一種通常要求。其他如文科、工科類的博士生，則又有不同的學術論文達標要求。“逼得博士生們用盡心機‘搞’論文，弄虛作假、找‘槍手’、尋幫手的，隨處可見。”南京農業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侯漢清說。在這種環境下，一些期刊也變得洛陽紙貴。侯漢清曾算過一次，以目前大專對論文的要求，國內所有核心期刊加起來，還不夠研究生發論文用。
　　在一篇題為“SCI與科研績效評價”的文章中，侯漢清將SCI比作國內科研界的一個幽靈。
　　與他持相似觀點的還有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員金碧輝。她告訴本報記者，被異化了的SCI已經與它最初被應用的目標背道而馳，“許多科研人員正在淪為論文機器，他們已經搞不清楚做研究的目的到底是為了追求真理，還是為了發文章。”
　　
　　SCI熱高燒不退
　　據說，SCI的創始人－－－美國人加菲爾德2002年來中國時，對SCI這個檢索工具在中國的科研評價體系內能如此“發揚光大”，曾大感詫異。
　　國內最早將SCI引入科研評價體系的是南京大學。南京大學前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曲欽岳告訴本報記者，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南大出於科研創新考慮，將SCI引入評價體系。當時主要基於兩個原因，一是當時處於轉型期，國內學術界存在各種不正之風，缺少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二是某些專業國內專家很少，國際上通行的同行評議不現實。
　　“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透過可以量化的指標對科研人員實施一些壓力，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曲欽岳說。與此同時，南大也出台了相關規定，對能完成的科研人員給予一定的獎勵，後來對研究生也作了一定要求，“那時候獎金數還是很低的，大概一篇1000元左右。”
　　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學的SCI論文收錄數在全國居第一位。在此期間，由於可量化，易操作，南京大學的做法也在全國推廣，SCI逐漸上昇為衡量科研工作者學術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
　　不過，曲欽岳對一些大專盲目模倣南大的做法表示遺憾，“不同的學校應該有不同的要求，在南大合適搞的，在別的學校未必合適”。
　　在SCI熱高燒不退之際，去年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家被收錄進SCI的國內生命科學雜誌，因為自引率過高，問題暴露後被SCI檢索系統剔除。
　　這個事件從另一角度詮釋了SCI被人為異化的程度。
　　通常而言，衡量一本被SCI納入的期刊水平的重要指標，是其自身的“影響因子”，而決定“影響因子”的因素，則在於該刊物所載論文被引用的頻率。被引用的頻率越高，說明該文章和雜誌的水平越高。
　　於是，一種合乎邏輯的操作出現了：為了提高自身的“影響因子”，上面那家期刊要求作者大量引用其自身文章，人為製造“影響因子”，而作者為了發文章掙“工分”，自然也不敢不聽。這樣最終導致該刊物高達95％以上的自引率。而據業內人士透露，這種現象在國內學術期刊界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統計數字表明，1981年中國SCI論文數為1650篇，2003年則達40000多篇，20餘年間增長了2000％。增長之快，令人瞠目。而在這些數字增長的背後，是一場波及整個科研領域的論文大躍進。
　　
　　“SCI是一把壞掉的尺子”
　　對於SCI作為科研“尺子”的弊端，學界其實早有警惕。2002年時，《科學時報》曾專門就此展開一場廣泛的討論。
　　2003年5月，科技部、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教育部、中國工程院五部委聯合發文，要求改進科技評價工作，其中特別指出，“SCI、EI等收錄論文數量隻是科學技術評價中的定量指標之一，反對單純以論文發表數量評價個人學術水平和貢獻的做法。”
　　當年9月，教育部、科技部聯合發文，決定取消政府導向的科學引文索引排名，引導大專從重視科研論文的數量向重視論文的品質方向轉變。
　　然而奇怪的是，SIC熱並沒有因此而退燒，盲目追求數量的現象似乎也並未減輕。
　　對此，北京大學化學院孫亦梁教授對本報記者表示，這主要是由我國目前的科研體制決定的。他認為，SCI指標可量化，易操作，經過十多年的應用，已經成為科研系統中的一項重要的“政績工程”，“作為一項衡量科研成果的‘硬指標’，哪任領導都不想在自己任上把SCI數降下來。”據悉，直到目前，儘管已經不再以政府名義，但大專SCI論文排行榜目前仍由某機構每年公佈。
　　“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中國政府從未就使用SCI進行科研評價發文，卻就不使用SCI發了文件。”湯姆森中國區經理劉煜說，“這一定程度上說明SCI用於績效評價的科學性和生命力。”至於SCI背後的各種亂象，劉煜認為，任何科學評價體系，都離不開科學家自身應有的良知。
　　中國科學院院士曲欽岳將SCI與國內的大學聯考制度類比，“大家都知道有毛病，可是在找不到更好替代方法的前提下，隻能繼續用它。”他認為，目前對SCI在科研績效評價中的功能應當進行完善和改進，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據業內人士透露，自SCI火起來後，一些國內機構也紛紛傚法，推出自己的檢索系統，及時地彌補了SCI的“國內空白”。據了解，這樣的檢索系統已經不下5個。據了解，主辦這些系統的有關機構已經成為科技界的“紅人”，儘管他們收錄的刊物檔次被公認為比SCI低很多。“國內期刊紛紛請他們講課，一節課沒5000元下不來。”這位人士說。
　　不過金碧輝認為，更應該完善的是同行評議制度，而不是SCI的評價功能，因為SCI熱起來的過程，恰恰也是同行評議冷下去的過程。“SCI是一把壞掉的尺子，它已經背離了它原來被指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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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是什麼
　　
　　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由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現被並入湯姆森集團）主辦，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最具權威的科技文獻檢索工具，它從全球挑選出6500種刊物（其中中國72種），將其刊載文章收錄其中。
　　由於不同品質的期刊和文章被引用的頻率不同，SCI在實際應用中，逐漸派生出科研績效評價功能，但目前學術界公認的看法是，SCI在科研績效評價中隻能起輔助作用，學術評價仍應以國際通行的同行評議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