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邊界

2005年06月09日

中國文化的邊界

南方周末　　2005-06-09 15:04:50

　　□薛湧
　　
　　■編者按
　　本期刊出專稿，回應中國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5月26日在本版發表的《重估國學的價值》。紀先生的文章重在為人大國學院的成立鼓與呼，文章引發了強烈社會反響。而薛湧先生的回應，顯然並不是簡單為概念和觀念而爭，乃基於其歷史研究和史觀，彰顯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及其關懷的重心所在。
　　　　
　　去年，蔣慶先生等人掀起了讀經運動。今年，中國人民大學隆重成立國學院。人大校長紀寶成先生在《南方周末》發表長文《重估國學的價值》，闡述國學的意義。去年的讀經運動和今年的國學院的成立當然不一定信守同一個宗旨。但這兩個事件無疑代表著振興中國傳統文化的努力。
　　筆者無意反對振興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筆者反對狹隘地界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反對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文化。人大的國學院是一個具體的學術機構，其前途決定於操辦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邊界，實在有討論一番的必要。
　　
　　一
　　紀先生稱“國學”一詞古已有之，所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然而作為近代意義上的概念，則是在20世紀初年形成的”。他還特別引用了鄧實的話“國學者何？一國所以之學也”來進行概念界定。
　　其實，這種意義上的“國學”概念，並非20世紀初的產物。最早的起源，至少要追溯的17、18世紀江戶日本的“國學運動”。這一運動，最早由契衝、荷田春滿、賀茂真淵等人發足，後來到本居宣長、平田篤胤而大盛。這些人，大多是以研究儒學、佛學起家，但後來漸漸轉入對“古事記”、“日本書記”、“萬葉集”、“源氏物語”等等日本經典的研讀。他們認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於中國文化，日本面臨的種種文化問題和社會危機，來源於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外來文化的污染。在他們那裏，以日語聲音符號記載的“古事記”高於以漢文記載的“日本書記”，和歌優於漢詩，“源氏物語”表現的真性情高於朱熹學派的道德說教。日本文化獨特優越；日本作為日出之國、神的國度，是世界的中心。簡而言之，這一國學運動實際上是江戶時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試圖從中國文化中獨立出來、塑造自己的民族認同的努力。
　　這一運動，在江戶時代就受到過批評。比如，本居宣長同時代的戲劇家上田秋成，對本居宣長的學說提出鮮明的異議。他稱所謂日本中心的“大和魂”的理念，體現了鄉下人的狹隘，是井底之蛙的世界觀，對外面的世界沒有見識。看看西洋人制作的世界地圖，日本不過是一片小葉子一樣的國家。再看看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之豐富，日本中心的學說簡直是不自量力、讓人家笑話。事實上，本居宣長本人的日記一直是用漢文寫，他的一個主要生涯就是漢醫。他對中國文化有激烈的攻擊，但對孔子仍然十分尊重。他自己也很難襬脫中國文化的影響。
　　不過，這種國學仍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其中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一些國學家提倡的學說，是針對當時幕府推行的朱熹學說這種官方意識形態而來，是一種文化的反叛和解放。第二，許多國學家，注意吸收外來文化。他們至少在潛意識中認識到，中國文化實在太強大，僅僅是日本文化難以與之匹敵。但是，當時的中國文化已經陷入固步自封之境地，無視外來的學術。日本文化則可以相容並包，大力吸收以蘭學為代表的歐洲學術。江戶時代的日本採用鎖國政策。能夠與日本進行有限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只有荷蘭人。所以幾乎所有歐洲的學術文化，都是透過蘭學的孔道傳入。一些國學家，在介紹蘭學時不遺餘力，認為日本既然是世界的中心，就必然是世界文化的匯聚地。他們希望透過與蘭學建立文化聯盟，壯大日本文化的優勢。因此，得益於國學運動，歐洲的學術文化迅速傳入日本。
　　到了明治時代，特別是甲午戰爭戰勝中國後，日本的民族主義大盛，國學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重。到了二戰時，這種國學為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紀先生所謂現代“國學”形成的20世紀初年，正是傳統的日本國學和現代民族主義開始合流的時刻。許多留日的中國學人也在此時回國。所以這一概念的形成，明顯受到日本國學的影響。
　　比較一下江戶時代和現在中國的“國學”運動，就可以看出兩者絕非毫不相關。現在不少國學派人士，把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的危機歸結於外來文化的影響，要回歸純粹的中國學術，甚至稱自己是“君子文化”，別人是“小人文化”，大有文化中心主義的味道，和江戶時代的國學家十分類似。紀先生在定義“國學”時漏掉日本的“國學”的影響，也並非偶然。因為講國學的人大都強調本土文化的純粹性和優越性，甚至到了一種不看事實、一廂情願的地步。日本學者加籐周一在幾十年前曾經寫過一篇影響甚大的文章，稱日本文化是“雜種文化”，要純粹也不可能。其實在中國，有所謂國學派所界定的純粹的“中國文化”嗎？就連國學這個詞本身，也像“物理”、“化學”等現代詞彙一樣，多從日本轉銷而來。甚至有人說中國的現代文學就是幾個留學生在日本創造的。話雖然誇張，但你要是看看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經歷，就無法否認日本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化的影響。
　　
　　二
　　如果人大國學院以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為使命，就必須面臨著一個如何界定中國文化的邊界的問題。《新京報》在報道國學院成立的消息時，特別附錄了國學的定義，明確指出“內容以經史子集等科為主”。紀先生自己在討論國學和中華民族“特有的品質與風貌”時，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沒有提及，更遑論蒙學、藏學、滿學了。似乎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都可以被排斥在外。
　　筆者這樣說，絕不是以一套政治正確的語言格式來限制學術研究。事實上，自從近代學術在中國誕生以來，中國學者一直忽視周邊民族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把漢文化視為中國文明的主要動力；把少數民族的成就，簡單地歸結為“漢化”的結果。不錯，漢文化產生了複雜的書寫系統，經營著高度發達的農耕社會，在經濟和文化上確實有其獨特的優越性。但是，漢文化在處理軍事事務（即所謂的國家安全問題）、協調和周邊民族的關係等方面，成就卻往往趕不上一些周邊民族。唐王朝固然成就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頂峰，但唐王室本身就是多民族混血的產物，其政治社會制度，也來源於南北朝期間長期的民族融合。安史之亂後，北方在大部分時間為“外族”控制，南面的漢族政權長期積弱，常常被人口隻是自己的5％甚至1％左右的北方民族所征服。面臨如此乏善可陳的漢族的軍事傳統，為什麼我們要念念不忘“兵家”，而不學學阿保機、成吉思汗、努爾哈赤？
　　如果以漢文化中心的觀點看，北京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歷史上從遼、金，到蒙古、滿清，基本上是在“異族”統治之下。只有明代200多年才是特例。漢族政權，即使在明朝這樣強盛的時期，也從來沒有解決北方的安全問題。
　　但蒙古、滿清在這方面都顯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軍事能力。一般而言，在“異族”統治中國期間，中央政權在處理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即所謂國際事務）上都比漢族政權成功。這也是中國的版圖在滿清統治下幾乎擴張了一倍的原因之一。美國著名的中國史家F.W.Mote在分析遼宋時代的政治格局時指出：遼是一個帝國，宋則僅是一個勉強自保的國家。遼帝國是當時東亞和中亞國際秩序的核心，也是一個文化中心。比如佛教的大盛，就是受了遼帝國之益。漢語成為國際語言，也是因為以漢語為載體的佛教跨地區、跨民族的傳播。他甚至指出，阿保機是第一個施行“一國兩制”的人。他創立的南院、北院制，以南院統治漢人，運用傳統的州縣、三省六部制度，透過賦稅穫得農耕地區的經濟資源，奠定帝國的財政基礎；但他深知在軍事上漢文化有著明顯的劣勢，過度漢化會使他的帝國喪失軍事能力；於是以北院統治游牧民族，使用的是一套滋生於游牧民族的制度。兩種制度，在一個帝國中保存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傳統優勢。這是他能夠成就宋朝所不可企及的帝國氣象的關鍵。
　　可見，這些所謂“異族”的成就，絕非一個“漢化”所能概括。相反，他們能夠超越漢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種族與制度之優。比如蒙古的統治者忽必烈，不僅懂幾國語言，而且對歐幾裏德幾何學充滿興趣，對基督教也非常嚮往，絕非是一個“隻識彎弓射大雕”的人物。日本的蒙古學家杉山正明甚至認為，蒙古帝國是第一個全球化的推動者，是世界的中心。她連接了歐亞經濟和文化，使用先進的貨幣：白銀，並且把蒙古的軍事機器、穆斯林商人的貿易才能，和中國江南地區的財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沒有相容並包的文化情懷，沒有卓越的國際視野，很難取得這樣的成就。這是中國歷代漢族政權所不可企及的。事實上，這種跨文化的交流、融合能力，遠在相對封閉的漢文化之上。
　　我們都承認各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但在一些人的骨子裏還是漢文化中心觀，認為人家的“進步”就是“漢化”的結果，很少討論漢文化應該向這些“異族”學什麼。再看看當今中國面臨的全球化的挑戰、國家安全問題，乃至提出在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實行“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中華文明中那些更善於容納不同政體、文化，更會和多種民族交道，更為“全球化”的“異族”傳統，是否給我們留下許多比經史子集更為寶貴的遺產呢？難道這些傳統，應該被劃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邊界之外嗎？
　　
　　三
　　其實，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界定中國傳統文化邊界的問題，而且涉及到我們如何界定現代中國文化的邊界。如今中國大力推行市場經濟，亞當‧斯密是否應該僅僅算成人家的文化？再有現代的科技，中國文化包容不包容呢？你再看看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討論，哈耶克的引用率比他在美國同行中的引用率還高，甚至那些口口聲聲要捍衛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者們，也言必稱哈耶克、伯克。那麼人家這幾個“老外”難道沒有資格進入中國文化嗎？
　　本居宣長等人的矛盾之處，是在他們自己的文化存在不能離開中文的情況下，要創造一個純粹的日本國學。同樣，我們的國學派，離開外來的概念和語匯就很難講話，卻要創造一個純粹的中國國學，回到經史子集。這是一個復興中國文化的理性路徑嗎？
　　過去國外的中國研究叫“漢學”；如今則叫“中國學”。因為中國文明遠遠不能用漢文化來概括。如今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中國文化要面臨和世界文化融合的問題。所以，以筆者之見，“國學院”實在不是個理想的名字，叫“中國文化學院”也許更貼切。“國學”總是要強調內外之別，似乎有一些是我們自家的寶貝，別人無法理解和賞識，和別人的東西有決定性的不同，是我們文化認同的核心。最後，這樣的國學很容易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看看日本的國學運動，到後來越來越意識形態化，民族主義色彩越來越強，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省嗎？
　　我們面臨著一個以人類的傳統為自己的傳統的時代，一個相容並包的文藝復興的時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來文化排斥在中國的文化之外是狹隘的，把對中華文明作出卓越貢獻的少數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外，也隻能更加重我們這種文化封閉主義的心態。其結果不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而是把中國文化變成古董、送進博物館陳列。
　　（作者系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電郵地址：evasicunxu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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